至于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一般的共识是约7.5%，真正的增长率可能比这多或少0.1到0.2个百分点。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一旦上述下行因素与上行因素对冲，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今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经济实现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长与结构优化。

客观地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和市场成长的潜力仍在。十八大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今年财税领域已明确于8月1日在全国铺开营改增改革，这势必倒逼整体财税改革及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

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形成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中央文件，以及与之呼应的先行先试创新推进的实践，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总之，实干兴邦，事在人为。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

进入专题： 经济人理性 非理性繁荣 。法马因提出有效市场假说闻名，在他看来能预测股票或债券价格的更广泛长期走势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证明。认识、予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但博弈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正常的，因为西方经济本来就是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经济，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经济学，这是博弈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大受欢迎大行其道并屡屡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背景。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搞得支离破碎，许多所谓的创见只不过是钻牛角尖。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理性。

市场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一个在西方经济学界中争议不休的命题。只不过由于前段金融危机使大量原以为可以赚钱的资本血本无归，西方经济学家才有经济泡沫这个概念，他们才把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定位为非理性行为。所以索罗斯、巴菲特说的是实话——市场的无效性与市场的投机性成正比与市场的投资性成反比，市场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投机性成反比与市场的投资性成正比，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市场无效索罗斯、巴菲特们才能赚大钱。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对股市预测模型的分析，启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投资与投机、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几对经济学范畴和典型分析方法在经济与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也不是对诸如贝塔、市值、估值等几个经济变量之间抽象的数理模型分析，更不是在囚徒困境中胡乱猜想实现纳什均衡，而是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典型分析基础上的分析、综合，创造、建构的过程。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更根本原因。这里席勒和卡尼曼都是把人的投机心理和非理性划等号。记得因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纳什2005年05月30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理想货币和渐进理想货币》。

实际上自马歇尔以来把价值和价格划等号的新古典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根本没有价格背离价值的观念，根本无法真正定义经济泡沫，无法真正区分投资与投机，也就无法以投资与投机作为区分理性非理性的标准。但如果仅仅以赚到钱为标尺，应该说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也应该是理性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西方经济学家事实上也是把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划归到理性范畴。

另一种解释侧重于理性投资者行为的偏离，因为行为金融学需要考虑到制度的限制，比如限制聪明的投资者就错误的定价进行市场交易。那么市场到底是否有效?应该说，原则上市场是有效的;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有效市场的构成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纳什教授之所以以提问与其演讲内容无关为由拒绝回答，是因为博弈论本来属于数学，移植到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是原创理论，但本身并不属于经济学原创理论，博弈论的线性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释复杂经济现象，解决复杂经济问题，博弈论本来就不应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你问他博弈论为什么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触痛了他的难言之隐，可能还误以为你是讽刺他，他回答不出来或不愿意回答是必然的。要挤掉深层次的泡沫，首先要转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包括各种资产价格实证分析的经济理性如果是实证的，那是因为经济理性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空转的投机活动，即使能赚到钱，也是暂时的、非理性的;为投机盈利建构的各种模型，，形式再精美也是泡沫上的浮萍。经济周期的实质：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

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2001年卡尼曼也曾因行为经济学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当时索罗斯曾经邀请卡尼曼做他的投资顾问被其拒绝，原因是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人大都是非理性的，他不愿意利用人们的贪婪和恐慌为他们赚钱。

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

只不过外行看热闹;对于没有经过系统的辩证思维训练的人来讲，固然崇拜的五体投地，但解释不了实际现象，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产生非理性妄想——转变中国GDP增长方式也许才是席勒的非理性繁荣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金融学数学模型，包括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法玛/弗兰奇三因子模型与各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经常被实践证伪、充满争议和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根据这样的模型指导投资投机活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非理性的。因此，要真正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就必须严格区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要真正区分理性、非理性，就必须严格区分投资与投机;要严格区分投资与投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就要推翻，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根基就要改变，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大厦就要轰然倒塌。他们的一切模型，都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

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从经济的本质是价值、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可以看出，只有实体经济才创造价值，只有实体经济才有规律可循，只有反映实体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型才有效，虚拟经济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创造价值。

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人理性的立论前提，也是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的前提。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从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假定出发，以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为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尺;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资本的本质功能就是赚钱，有奶便是妈，有钱便是娘，只要能赚钱的资本就是好资本，只要能用手上的资本赚钱的人就是理性的人，只要能用手上的资本赚钱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而不必区分投资还是投机。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把握。

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予期、经济趋势不可予测因而市场无效，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对策和博弈的区别不仅是客体上的，而有着主体论的依据。同时，市场有效还要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

这只能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博弈论从根本上是错的。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市场都只能是失范和无效的，法马的市场有效论只能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假说，现实更多的是席勒的非理性繁荣。

对同一现象的对立解释说明，与其说是投资者理性不理性的问题，不如说是区分理性不理性的理论依据。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所以他们只能在理性非理性的悖论中打转转。

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国际大金融投机商索罗斯说有效市场假说已经破产;靠股市投机发财的巴菲特说过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的，我只能沿街乞讨。